每读贾谊《过秦论》，深自有慨。以秦王朝的强势，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与守，强与弱，主动与被动，锐气与颓靡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失了仁义，必失人心，必失天下。秦二世而亡，十几年功夫，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夫”是陈胜，陈胜并未完成推翻秦王朝的任务，他只是首义，这个任务是后来的项羽、刘邦完成的。《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做了王以后，从前那些佣耕陇亩的伙计去看他，开始还欢迎，“载与俱归”，但后来伙计常对人说起他为人佣耕的事情，有人就对陈胜说：“这样会损害大王您的威严啊。”陈胜就把从前一起佣耕的一个伙计杀了。此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人一阔，脸就变，这是人的一个大缺点。地位变了，心态跟着变，很容易自我膨胀，自命不凡，很难做到始终冷静、理性、虚怀若谷，摆正自己与百姓、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还能干成什么事?他只做了六个月的王，便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杀了向秦邀功。

　　项羽是“西楚霸王”，力能扛鼎，气可盖世，打仗是把好手，“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强秦的主力是他消灭的，但后来坐天下的却是刘邦。楚汉之争，到死他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会败给刘邦。他说：“天灭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这样评论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滥杀，寡恩，只相信武力，以为凭武力可以经营天下，项羽过分看高了自己，小看了天下人，不懂得普施仁义的重要性，犯了强秦犯过的错误，杜牧在《阿房宫赋》说得极沉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但这样类似的悲剧一再重演。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谈李自成的教训，毛泽东将此文作为整风文件之一印发给延安党政干部。在西柏坡，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谈到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提出“两个务必”，希望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及格，不蹈李自成等人的覆辙。期间，黄炎培先生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希望共产党人掌握政权以后，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然而，非常可惜，毛泽东自己竟不幸言中，《建国以后党的历史问题若干决定》已讲得很清楚了。建国前那么好的一个毛泽东为什么也会犯自己说过要避免重犯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忘记了自己参与建立的群众路线，忘记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可以指挥一切，而人民无法约束他。他赶考失败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十年浩劫，令全党和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这之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经营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大国和一个“阵营”，瞬间瓦解。至今人们仍在讨论这个巨变的种种原因，众说纷纭，但根本在民心不附。无论怎样自以为强大的人或政党，老百姓不拥护你，你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价值，“落花流水春去也”。

　　《过秦论》说，攻守易势的根由在“仁义”不施，“仁义”的本质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去到西柏坡，再次说到“周期律”，说到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下决心要将已经开始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实践活动抓好，抓出成效，根除“四风”，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坚持“两个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只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历史周期律”的怪圈是可以跳开，可以超越的。事在人为，志在必得。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和奉献于人民，坚守宗旨不变，这样的党不可战胜，这样的政权必可以长治而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