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海滩

　　曾妈妈唯一自愿接受的“特权”就是夏天去北戴河度假。中办在中海滩保留一栋15号楼，花岗岩构建的古老别墅。每次去，她不可能下海游泳，也很少与左邻右舍走动，但我很快发现了她的真实用意，她把这个机会当做平民色彩的嘉年华来分享。

　　曾妈妈每去北戴河都“呼朋唤友”，特地要秘书和司机携儿带女。还叫上无官无职的朋友和散落外地的下属，一拨又一拨。在这里猜谜语，讲故事，下海游泳，比赛乒乓球，一栋不很大的别墅成为其乐融融的公共游乐园。

　　人多又不免物质匮乏。中办有时送些当地的螃蟹、水果，但不能代替主食。游泳又消耗能量，住多几日不禁想起《水浒传》中的一句话，“嘴里快要淡出个鸟来”。于是，由我请大家去“吉士林”等餐厅打牙祭，也被曾妈妈默许。

　　一年夏天曾妈妈需要提前返回北京，擅自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当时我和陶斯亮都不在身边，听台湾归来的李大维说，他在人头涌动的车站遇到曾妈妈正站在大太阳地里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妈妈硬是不肯，弄得李大维进退两难，不得不选择陪曾妈妈在那儿傻晒。

　　这故事还没到高潮。后来听曾妈妈说，上了车恰巧和一群青年男女坐在一排硬座，小青年说:“老太太，我们的同伴分开了，换座!”曾妈妈以对号入座的规定不干，那些年轻人把男女同伴叫过来挤在一堆儿，打打闹闹，搂搂抱抱，曾妈妈不堪其扰，只得同意换座。年轻人说：“老太太，你想换就换呀，这回我们不干啦!”

　　一路上，年轻人更加放浪形骸。回到北京，她对年轻人没有责备，只是说：“路上三四个小时，我一直不好意思抬头。”

工资袋

　　1995年10月，我在南方，亮亮打来电话，说妈妈病得很重，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我当即返回北京。

　　在北京医院住院部的会议室，吴蔚然等一个医疗团队向家属介绍了曾妈妈的病情。诊断结果是中晚期淋巴癌，医生建议上化疗，但考虑到曾妈妈年高84岁，化疗尚无先例，故征求家属意见。

　　亮亮听了已哽咽难言。我理解医生的压力，也心怀救母之切，镇静下来对医生说：“ 这位老人很坚强，她一定会配合治疗，请医生尽其所能。”

　　自此曾妈妈开始了与病魔的顽强抗争。而我在南方的工作处于胶着状态。我深知自己负有半子之劳，便开始了北京与南方往而复返的不尽航程，每次都拖着整箱辅助化疗的进口物品。为了方便看曾妈妈索性不回万寿路，径直住进离北京医院最近的新侨饭店，见了曾妈妈第一句话是问她想吃什么，然后就和司机去找餐厅等着厨师烹饪。然而，这年春节她说了一句话令我难过好一阵子：“理由，我对不住你，让你们春节也没过好。”我觉得这话太见外了，亮亮则说是因为妈妈什么时候都替人着想。

　　曾妈妈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十五大” 。此前有六十多位朋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七十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七十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得都是心里话。

　　当亮亮把这些话重述给我时，我感慨万千。这些年去过许多国家，对信仰的理解多了一些角度。在西方人看来，信仰是安顿灵魂的地方。当有人问到你的信仰时，最害怕的回答就是没信仰，对方将一脸茫然。只要你说出不论什么信仰，就给对方提供一个框架，就会轻松地与你沟通。曾妈妈真把信仰当做她安顿灵魂的地方了。

　　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世价值!

　　曾妈妈的病房被鲜花簇拥着，胡锦涛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看望她。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陶斯亮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自己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却熬费苦心。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张拼凑的塑料台布，还有曾妈妈把纸巾撕成一半的动作以及送客拒礼时的一溜小跑。我想：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着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对于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显庄严。

　　(作者系陶铸、曾志的女婿，此文原载2009年9月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