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纪念馆内有一块醒目的红底白字展板,上面写着:“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的六条规定,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1953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以“六曰”形式再一次强调了这六条规定。这六条规定从此被人们简称为“六曰”。

　　重温“六曰”规定出台及实行的台前幕后,时空穿梭中总能给人启示,令人警醒。

　　一、不做寿。“六曰”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真要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做寿还是不做寿,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此是深有感触且深受其苦的。

　　早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期间,恰逢毛泽东54周岁生日,与会的同志说:“我们正赶上吃你的寿面了。”毛泽东不得不像往年一样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他说,延安都丢了,还祝什么寿?又说,战争期间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我一个人祝寿,太不近人情；再则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不是让我脱离群众吗?我才50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即使全国胜利了,也不要祝寿。

　　1949年,在全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在经历了连续几年关于做寿的“博弈”之后,毛泽东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将“不做寿”作为规则确定下来,才有可能将做寿“这个封建旧习惯”改革掉,于是就有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六条规定中的这首条规定。

　　二、不送礼。这主要是针对党内“慷公家之慨”的送礼行为。彭德怀就极端讨厌“慷公家之慨”的请客送礼,对那种连吃带拿的腐朽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曾批评那些爱请客送礼的人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

　　毛泽东将“不送礼”作为一条规矩,主要就是担心公款性质的“礼尚往来”会助长攀比之风、享乐之风、奢靡之风,会让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应该说,毛泽东的警觉和担心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

　　三、少敬酒。毛泽东是一贯反对喝酒的。但是,“无酒不成席”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多数人都难逃酒的“压迫”,连毛泽东也不例外。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偶遇弟弟毛泽覃,毛泽覃提出共饮一杯酒,毛泽东却道:“喝酒误事,请你自便。”1949年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曾经提出要与毛泽东比酒量,毛泽东以辣椒反击,提议每喝一杯酒吃一个红辣椒,米高扬招架不住,最终毛泽东只喝了两杯白酒了事。“欲饮自便、不饮莫劝”,这是毛泽东喜欢的饮酒方式。

　　饮酒伤身事小,对社会风气的败坏事大。某地流传一句这样的顺口溜,曰:“抽烟不管事儿,喝酒管一阵儿,要想办成事儿,一阵儿接一阵儿。”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酒肉攻势,才能把事情办成,这是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是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败坏。

　　四、少拍掌。关于“四曰少拍掌”,说的不仅是拍掌的问题,而是改进文风、会风和工作作风的大问题,反对的是虚张声势、好大喜功、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夸张仪式。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听说保定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随后周恩来也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24日下午,车队到达河北涿县。晚上研究进北京城的仪式问题时,不少同志认为,既然是胜利之师,入城就该有些气派,至少应是锣鼓喧天,各路人马夹道相迎,以壮中国革命之声势。但毛泽东坚持:“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

　　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当时世界各国出现了很多以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地名,党内也有不少人提议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均遭到毛泽东的反对。

　　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革命领袖与烈士的名字不能乱用》一文,文中指出:“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只局限于表面的纪念,随便应用革命领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称……这样将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名字混用起来,使很多群众分不清。”“分不清”这倒是个小问题,毛泽东更担心的是“以人名作地名”会诱发个人崇拜。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不以人名作地名”从此正式上升到国家法规的高度。

　　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早在1944年春,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了一篇编者序言,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对我也上了一课,但反对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后。1948年秋,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借鉴“六曰”的历史经验,严格按照新时期“八项规定”的有关要求,用更多的“正能量”自觉抗拒“四风”的腐蚀,我们还要把集中整治与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政党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治党管党的新突破。

　　(胡士杰 孙增武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