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真茂成为《中国记者》杂志第四期封面人物。这期杂志的压卷之作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严平走近”工作室负责人张严平写的《一次登顶般的艰难跋涉——<永恒的召唤——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采写过程及体会》，本报选登其中第二段《采访的新境界》，以飨读者。

　　寒冬腊月，肖春飞几乎把行程最远、最偏僻艰苦的采访地域全部揽给了自己，赵承去了冰天雪地的辽宁，我去了南方。

　　这中间，在北京的日子，从军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带我们采访了司占杰、田星两个年轻人，采访了报告文学家何建明。

　　2月，从军同志又带我们去湖南，采访雷锋的家乡望城和湖南郴州宜章县长策乡一位大山护林员、雷锋精神的传人刘真茂。

　　从军同志对下基层采访情有独衷，他曾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号码为00001的新华社记者证。真正跟他下到基层，才懂得，这个记者证对于他，所具有的内涵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象征，而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我们从北京乘机到达长沙时，已是下午4点多，当地同志安排先去宾馆休息。从军同志却执意直奔长沙街头的药店采访，为另外一篇商业诚信的稿子搜集素材，采访一直持续到万家灯火。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长沙乘高铁前往郴州，到达郴州后直接坐汽车往宜章县赶，在宜章简单午餐，继续上路，在崎岖的山路上又颠簸3个多小时，终于到达长策乡。

　　山区的早春寒意料峭，从军同志坐在乡政府没有暖气、四面透风的简陋会议室里，却把一屋子前来接受采访的干部群众的情绪带动得热火朝天。无论放牛人、护林员，还是不善言辞的刘真茂本人，都争先恐后地打开了话匣子。集体采访后，从军同志又带着我们对刘真茂进行了单独采访，及至采访结束，刘真茂老人拉着从军同志的手，已是难舍难分。

　　晚饭吃的是乡亲们盛情款待的“杀猪饭”。刘真茂坐在从军同志身边，有说有笑，如久违的亲人。

　　夜，很深了，车子在黑暗中向郴州疾行。此时，最年轻的春飞已极度疲倦，望着前座上从军同志的背影，我们有由衷的敬意。

　　敬意不止于此。

　　从郴州返长沙的火车上，从军同志一路都在与我们谈论稿子，小小车厢里，开成了业务研讨会。我印象最深的是从军同志讲到人物的采访，他说：“一定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个性和内心。”

　　当我提出刘真茂常年不顾家，有些不完美时，从军同志说：“哪有那么多完美?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是有很多的纠结和遗憾，为了追求一种东西，要舍弃许多。但是他宁愿选择这种追求。我们不要用自己想象的完美去要求人物。”

　　当春飞说起，没有想到，刘真茂送给社长一个树兜，社长诚恳地要回送他一件礼物，包括想送他一身军队的呢制服，他都不要，最后冲口说出—“要一个照相机”。从军同志说：“我也没想到，震动了一下。一下子看到了他的境界。这个人让人敬佩，他不想留在过去，而是要进入新的生活。”

　　我的心也震动了，这样一个细节，如此深刻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之前，我竟毫无察觉。

　　从军同志的洞察与升华，在采访中俯拾即是。

　　在望城雷锋纪念馆，一个音罩下，我们听到了50年前雷锋的声音；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我们看到了当年还是小学生的雷锋写下的字迹—“我要做人类的英雄”。从纪念馆出来，我似乎就把这一切放到脑后了。

　　但从军同志却紧紧抓住了这两个细节，酝酿出了我们后来稿子的第四乐章，以音罩穿越时空，实现了我们与雷锋的对话；以“人类的英雄”落点，实现了整篇稿子内在精神上的呼应。当从军同志一句一句说出他对结尾的设想时，我真正感受到了一种茅塞顿开，天高地阔。

　　整个采访充满了激情。激情是从军同志的一种工作状态。

　　我们每个人都难忘长沙最后那个夜晚。半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房间电话大作，抓起来一听，从军同志秘书韩冰的声音：“……社长让你们现在过来谈稿子。”我一惊，谈稿子，那现在一定是早晨工作时间了，坏了，我睡过头了!赶紧问韩冰：“几点了?”“三点。”我突然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走近从军同志住处的客厅，刘思扬、肖春飞都已在那儿，从军同志正在给留在北京写稿的赵承打电话，那边显然也是被从床上抓起，这边一个劲嘱咐：“穿件厚衣服，别冻着。”

　　电话之后，从军同志转过身。

　　“这次湖南之行，感受很多，收获很大，整个晚上难以入睡，我想把想到的，尽早和你们交流一下。”

　　他讲了很多很多。从采访体会，讲到新的发现，从新的发现，讲到稿子的构思……

　　窗外，天渐渐地发白，已是凌晨6点。从军同志带头，我们每个人用开水泡了一盒方便面。看从军同志吃得特别香，知道，他一定饿了。

　　做了20多年记者，有无数的采访，但这一次湖南之行跟随从军同志的采访，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