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田刘家村

　　在笆篱乡，车田刘家村是大村，也叫大刘家，沿玉水河排布，有3华里长，半华里宽。全村就是一个大家族，四大房族，4400多口人， 500多栋青砖古宅与红砖新房交互错落，形成四大居住方块，有三条主巷道贯通村子前后。四大块又各有密密麻麻的小巷道，纵横交错，初来乍到的外人进入其中，真如闯进“迷宫”，分不清东西南北。

　　大刘家有18个宗祠，在笆篱乡所有村子里，是宗祠最多的一个村。四大房族各有一个大祠堂，该村四大房族分支开脉以后，各支各脉又自建了祠堂，红白两喜及年时节庆，凡各房族支脉自己的仪式与活动便都在各自的祠堂举行；须大房族统一开展的活动，便由大房族召集举行。坟地墓场亦各有相对固定的“风水宝地”，决不混杂。处处展示着这个大村井然有序的宗法治理模式以血缘传承为主构的组成特点。

　　记者采访大刘家前，查看了有关大刘家的不少资料。

　　大刘家的开基公为刘嗣荣。《刘氏族谱》记载：嗣荣公为军家子弟，系汉皇室楚元王刘交之后，祖籍无锡，后迁茶陵，父亲伯通公卫镇郴州，明永乐元年(1403)，湘、粤边境西、莽二山贼匪作乱，骚扰边民，朝廷下旨征剿，刘嗣荣受命率16个兄弟统400余兵丁开赴笆篱，迅速剿灭了杜回子、毛金胜两股匪患，朝廷下诏嘉奖，并赐田土山岭屯驻，于是择黄汾洞安居立业。其时水利条件差，需车水种禾，遂叫车田村。平时30%的人戍守，70%的人耕作；战时，全体武装，一齐出战。刘氏家族人丁盛旺，同心同德，渐成一方望族。

　　查县志和刘氏族谱，大刘家始祖嗣荣公比笆篱堡内柳家等军家要早近40年来到此地。笆篱建堡时间为明正统四年(1439)，刘嗣荣率16个兄弟征讨西、莽边贼为永乐元年(1403)。至今，柳氏开发22代，刘氏开发24代，以那时人均寿命计，多了两代。那么，嗣荣公兄弟来到笆篱时应是修筑营垒，而非“巩堡”。倒是与黄沙、栗源二堡修筑时间(洪武二十九年<1396>)相近。可见，朝廷在下诏修建上述二堡的同时，也安排了兵马到笆篱筑营防守，只是没有记载而已。《刘氏族谱》修撰态度极为严谨，宣称事事凿凿有据，决不牵强附会，自欺欺人，遇有不能确定之处，宁可“存疑”。刘嗣荣比堡内其他筑堡迁徙来的军家早来两代人，该是信史。

　　查旧县志，知道大刘家村址，原有过许、董两姓住民，这两姓何时不在了，为何不在了，是迁徙走了，还是涉匪被剿没了，不得而知。离此不远的寺冲范家附近有一个叫“千家坪”的地方，“千家”者人多村大之谓也，但在宋、元之际，因匪事而被摧为平地，原住民荡然无存，至今地下可掘得无数残垣烂瓦。看沈从文自传，谈到湘西匪事，一个村或几个村被夷为平地，人耳割下几百几千地被串起来的惨烈血腥并不稀奇。湘粤边境一带亦是常事，一样的边城，一样的遭遇。笆篱堡到底有过多少歌哭悲欢，有过多少血泪生死，这一片土地下又埋藏了多少动人心魄的故事，这吹过田洞的清风飘散了多少牵动灵魂的细节，谁能知道呢?

　　只有玉水可以作证。

　　记者来到村前玉水河边，绿水漾漾，波光潋滟。洗衣棒槌拍击声此起彼伏，水面上一群鸭子呷呷欢叫。河那边，稻谷熟黄，金浪起伏。风和日丽，岁月安好。但记者知道，从600多年前走到今天，大刘家的儿女走过了数不清的坎坷，经受了数不清的风雨，不断积累起经验和智慧，在不屈不挠中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成败得失比较中开辟前行的道路。因此，采访中，记者更注重的是大刘家世代传承的那种理念和精神。

　　大刘家开基公刘嗣荣兄弟迁来笆篱，亦将江南一带的文明带到了湘南边地，刘氏历届族谱都沿袭《刘氏家训十六条》、《刘氏族规八条》，成为世代谨遵的道德信念和村规民约。如：“敦族谊，崇孝悌，慎奉终，修德行，隆经典，务学问，纳言语，力耕种，正礼教，守节俭，戒忿争，勤奠扫……”并在谱述中强调以嗣荣公为楷模：“始祖荣公，衣冠图，硕德传，忠孝礼，节义行”，“刘氏子孙勉之，隐居行义，求志达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外朝则揭车分香，在省会则桑田税驾，行见山出器车，田生嘉禾，奏万寿无疆，效报国之勋猷”。“引接乡贤，握手道故，益信致远以利天下……”于是刘氏嗣后男女，遵循遗训，耕读传家，因而车田大刘家子孙“举其犖犖大者，必曰耕曰织曰读，苟其后世子孙，果能拳拳服膺，世宇弗替，其家未有不兴者，传替至今，钜家望族栉比而鳞居，吾族以耕为业者无论以阖族数百户，妇女无不知纺织者，贫富无别也，寒暑无间也，垂髫斑白无异也……用是之故，吾族虽无大钜富之家，然而啼饥号寒，极贫而无以生者，盍亦鲜矣!”不用说，中国社会的底层治理，达到大刘家这样的程度，依凭的是尚学求进、向善崇德、互帮互助、奋发有为的祖训，概而言之，无非“忠、孝、节、义”四字。人之所以为人，一是脱离了兽性，二是倡扬了文明，不断激发人性中的美善能量，约束欲望中的非分之想，求得人际和美，社会和谐，人生幸福，民族富强。大刘家祖训与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反映的是人类的普世追求。

　　也因此，大刘家文武人才辈出。该村明清两个朝代，中进士7人，举人1人，贡生15人，增生7人，文庠生164人，文官有：州同1人，知县县令6人，奉政大夫2人，训导1人，儒学正堂2人；武官中千总2人，参将1人，把总2人，总旗4人。民国时期，军参谋长1人，校级军官5人，县议长1人，留外学生2人。解放后，从政、从军、从商而颇有作为者更难以计数，可谓人才济济。

　　县志和刘氏族谱中都记载了大刘家第三世方富之女淑娴的事迹：年方16，双亲弃世，兄嫂继殒，仅存二侄年幼，抚至成家立业，而终身未嫁，八旬无疾而终。族人为她立了“姑婆祠”，以彰其德。这里树立的是一种感人的牺牲奉献精神。

　　村里人特别向记者说到担任过宜章民国时期第三届县议会议长的刘光玉先生。此人饱读诗书，怀抱救国救民理想，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后，投身到建立地方民主宪政的尝试中来，但强调的还是以德治世，他在族谱里再三呼吁要承继祖训，“皇天无亲，明德是辅，公德巍巍，受天之祜，泽流奕异，乃炽乃昌”。

　　但将报国爱民精神发挥到极致的要数著名革命志士、中共的第一个飞行员刘云了。刘云的德操品格也是在村里祖训熏陶下养成的。有这么一个故事：10岁时，有一次父亲从天塘圩卖货回家来，刘云帮父亲算账，发现父亲多收了人家10个毫子，父亲打算第二天将钱还给人家，刘云却拿了毫子连夜跑10里路赶到天塘圩送还给事主。回家时天已亮了，他又顺便捡了一担柴挑回家，放下柴担，拿了两个红薯急忙往学校赶。这就是大刘家子弟的精神!1921年，刘云考取了长沙岳云中学，后与蔡和森、周恩来等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考入巴黎法尔曼飞机工厂附设的飞行学校学习。回国后又进入广州西江陆军讲武学堂和黄埔军校一期学习。在征讨陈炯明叛乱的战役中，多次驾机飞往惠州侦察敌情，投弹杀敌，并自己设计改进了飞机投弹装置。他成为了中共党员中第一位飞行员。与刘伯承、左权等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母亲病逝，他写了《追悼吾母感言》寄回家，言词激昂剀彻：“为国忘家，大义所在，子能以爱父母之心，爱中国世界，痛母死之情，痛社会上被压迫将死之群众。牺牲个人身家，一切努力奋斗，则子虽未尽子职孝养之道于家庭，亦可不负父母所生，为国尽忠之大义也。”壮怀激烈，气可干云，一片赤子之心。1930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委员兼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委员、参谋长，因叛徒出卖被捕，蒋介石连夜飞往武汉“劝降”，刘云不为所动，答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英勇就义。其人其行其操秉承的依然是与祖训一脉相承的“行义达道”、“报国爱民”。

　　记者在采访中意外地发现，1940年抗战中广州中山大学迁移到湘粤边境一带时，法学院部分师生曾转移到大刘家上课。当时中山大学本部设在坪石镇，农学院设在栗源堡，法学院设在笆篱堡的大刘家。当地群众竭尽全力支持帮助中大法学院师生，相互结下了深厚情谊。村里组织抗日自卫队，日夜为中大法学院师生巡逻、站岗、放哨，中山大学法学院老教授每说到大刘家，就为该村村民的大仁大义深深感佩!

　　大刘家村南首，玉水河上，有一座古凉桥，叫广济桥，“广济”为佛教用语，原来桥中设有佛堂，香火曾经很盛。该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青瓦、木栏、木凳，通体古色古香，是目前县内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凉桥(也叫廊桥)。凉桥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于道光七年(1827)，长10余米，宽3米。桥头有重修碑记，碑文引唐韩愈《与于襄阳书》：“昔韩昌黎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足见可为之相须甚殷。今吾凉桥，道通南粤，中设普陀，后乃大矣，岂独惟避暑雨之利往来已哉!荫云法于真际，甘露频施曜慧……”韩愈的话，原意是指学子得到贤达的提携，才能脱颖而出，贤达有了后学的继承弘扬，他的道德文章才会流传不绝。这里则升华了境界，以村人建桥设普陀，延伸为度人苦难，达于真际，了悟人生宇宙的本体真相。大刘家的普通村民居然有这等境界，实叫人叹为观止!

　　记者来到村后的金龟塘，村民介绍，这口池塘几百年来，无论多大的暴雨洪水，也从来没有溢出过一星半点儿水沫；无论怎样的干旱，也不会减少它多少水量，只稍稍矮那么一两寸深浅。今天，这里已美化亮化，成为全村的公园。其实，金龟塘更是一种象征，她象征了大刘家做人处世的从容坦阔：多不溢，干不涸，我自岿然。或者说这是一个隐喻：中国几千年文化是撼不动的，她能吸纳一切，消化一切，永葆活力，永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