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口袋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尽管中顾委被认为权倾一时，但她只是去开开会，听听文件，平日很少再谈政治，而专注于家务。家中开门七件事，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最大的一笔开销是副食品。于是，不指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曾妈妈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那时由万寿路至翠微路有一条横巷，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菜农和商贩，摊位绵延不断。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既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暑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我猜这是她那好强的性格和慈爱之心所使然。这么一来，摆到餐桌上的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写作的旺盛期，除了工资还有稿费，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菜，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亮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她对女婿似乎宽容一些，我也当真骑车跑过几趟，可惜这样的心血来潮不能纳入曾妈妈的计划经济。

　　曾妈妈走到哪里都提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布口袋，相当于如今时尚人士的手提包。有一次她去开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一位同志热心地想帮老人家提那个布袋，她坚辞不肯。时过多日，那位书记仍记得这件事，好奇地问陶斯亮：“曾妈妈的布口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呀?”亮亮转去问妈妈。曾妈妈眯起眼睛笑着说：“一件旧毛背心。”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二十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秩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咣当”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诊为“脑震荡”。

　　休养时我和亮亮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

　　身为医生的亮亮说：“没有。夹扁是不可能的事。”

　　看着老人家将信将疑的神色，我的心里一沉。曾妈妈已是古稀之人，腿脚不复当年。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此后她不再乘公交车了。只要是家务事，再远也走路。

　　纸半张

　　曾妈妈晚年的风韵曾被许多人描述过。业余诗人说“岁月苍桑没有抹去她年轻时的妩媚”，专业诗人说她“纤柔秀丽，优雅脱俗”。不过，试图从家居布置中找到与她气质相谐的审美情趣将很失望，真是乏善可陈。

　　她的家居更像历经沉淀后去精存芜、杂乱无章的劫后幸存。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塑料布，那是一幅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台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或水杯烫出许多烙印，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这时我应该想到，去商场挑选一幅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亮亮告诉我，那样的结果一定是被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进箱子里，她还会用旧台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台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岂止半块台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一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看她耐心地一张张地撕纸巾，我总觉得那动作背后有未曾言喻的象征意义。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经过一番推拒，在笑吟吟的婉谢之余只差一句话：谁要送礼就跟谁急!(未完待续)